周钧韬 | 《金瓶梅》中的蔡京专政与严嵩专政

为报父仇，用以讥刺严氏，那是王世贞及其门人创做《金瓶梅》的严重原因。但是《金瓶梅》中并没有呈现严嵩。用什么办法来到达讥刺严氏的目标呢?

王世贞将《金瓶梅》故事展开的布景特意放在宋代的徽宗朝，并不是常凸起而夺目地写了徽宗朝的蔡京专政如许一个严重的政治事务。因为徽宗朝的蔡京专政

与嘉靖朝的严嵩专政太类似了，太凸起了，从而使后人不难发现做者的那一专心。

事实亦恰是如斯，明末人早就发现了那个奥秘。如沈德符所说的“指斥时事”，廿公所说的做者的“寓言”，“盖有所刺也”，弄珠客所说的“做者亦自有

意”，欣欣子所说的“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已对做者的假贬蔡京专政之名而实斥严嵩专政之意的良苦专心了然于胸。

吴晗先生也说过，做者有意要淆乱书中的事实，死力制止含有时代性的论述，那是不随便的。因为，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他无法分开他的时代，他的现实

生活。

那是很有事理的。遗憾的是吴晗先生在察看《金瓶梅》的时代特征时，只重视到了书中的一些较为藐小的问题，如人物的一句对话，一个简单的情节等等。

当然那也是需要的，但却漠视了对书中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的严重事务的察看。 他对书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就未置一辞。

无疑，那不是一个忽略。因为他能否定“嘉靖说”而主“万历中期说”的，而万历朝并没有类似于蔡京专政那一类严重政治事务。

但是，要弄清晰《金瓶梅》的时代布景，就不克不及不合错误书中关于蔡京专政那一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事务，加以认实的研究。因为它对考明《金瓶梅》的时代特

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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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

只要我们切当地搞清晰，《金瓶梅》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实指嘉靖朝的严嵩专政，那么该书的时代布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嘉靖说”也就有了无以推倒的

坚实的根底。

《金瓶梅》第一回，开宗明义，有一段重要论述：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任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全国大乱，百姓赋闲，苍生倒悬，……

第三十回又说：

看官传闻：那时徽宗，全国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行贿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趋奉钻刺者，骤升

美任；贤达廉曲者，经岁不除。

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全国，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全国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第九十八回，借韩道国之口云：

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墨太尉、高太尉、李寺人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功，发烟

瘴空中永久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进官。

那三段论述，几乎写到了徽宗朝蔡京专政，从起身到败亡的全过程。

《金瓶梅》是一部情面小说，次要写身居山东清河一隅的恶霸、殷商、权要三为一体的西门庆的起家和式微的过程。按例说，它是能够和其别人情小说那

样，不涉及朝廷大政的，或者稍加涉及亦未尝不成。

但是，《金瓶梅》的做者却偏偏要在一个朝廷的式微如许一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来展开他的一个普通的西门庆的故事。

那恰是做者的高明之处，深入之处。纵览《金瓶梅》全书，它使我们看到，上有徽宗荒淫失政、权奸当道，下有西门庆之流横行乡里；

并且上下勾结，互相依靠，互相操纵，织成一张统治人民，鱼肉苍生的天罗地网。那是一幅多么实在的封建王朝从上到下整个地烂下往的清晰丹青。

而那一幅丹青不恰是嘉靖朝严嵩专政，谗佞盈朝，豺狼遍野，苍生倒悬，生灵涂炭的实在写照吗?下面我们做些详细阐发。

汗青上的徽宗朝蔡京专政，长达二十年之久。虽因他遭弹劾而三次短暂罢相，但在长期间里，与童贯等掌握着全数军政大权，朝政极度陈旧迂腐；

而汗青上的嘉靖朝严嵩专政，同样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也屡遭弹劾但没有罢相，持久与其子严世蕃执掌大权，朝政同样极度陈旧迂腐。

汗青的那种巧合，为《金瓶梅》的做者供给了操纵蔡京专政来暗射严嵩专政的时机。

那种一般的类比，当然是不克不及令人心服的。但是，在做者有意淆乱某些史实的处所，却使我们发现了此中的奥秘。

戴敦邦绘 · 蔡京

《金瓶梅》第一回，所写徽宗帝“朝中宠任高、杨、童、蔡，四个奸臣”。

第三十回亦说徽宗时“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但是一查宋史，不合错误了。

徽宗朝并没有“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却有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之称。《宋史·钦宗本纪》载：

太学士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墨勔功，谓之六贼，请诛之。（事在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

《宋史·陈东传》又载：

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墨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

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全国。”

那里的“六贼”之称，是个特定的概念。那个概念用之于蔡京专政则可，用之于严嵩专政则不成。

《金瓶梅》中却也有“六贼”之称。第七十回写群僚庭参墨太尉，斥权奸误国，有回末诗一首云：

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

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

上引第九十八回也明说：“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墨太尉、高太尉、李寺人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倒了。”

由此可见，《金瓶梅》的做者是深知蔡京专政时的“六贼”之称的，为什么在第一回、第三十回要改成高、杨、童、蔡“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呢?

做者的那一有意改动，非常夺目地透露出，他明写蔡京专政而实写严嵩专政的专心。

本来嘉靖朝严嵩专政时，实有四个奸党，人称“四凶”。《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巡按四川御史谢瑜上言：“尧舜相继百四十年，诛四凶。而陛下数月之间，转移之顷，四凶已诛其二，如郭勋、胡守中。而其二则张瓒、严嵩是也。请陛下

奋乾断，亟谴之，以快人心。”（事在嘉靖二十一年冬十月。）

查明代列朝，四个奸臣同时横行朝中之事，唯嘉靖一朝罢了。做者的那一有意改动，就是要使读者大白他明斥蔡京专政而实指严嵩专政的良苦专心。

那是“嘉靖说”的一个铁证，很难再做其他的阐明。

《金瓶梅》运用各类艺术手法，揭露了蔡京集团在朝中“卖官鬻狱，行贿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以致趋奉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达廉曲者，经岁不

除，朝政陈旧迂腐，赃官污吏横行全国的严峻功行。

那不只是对汗青上的蔡京集团的深入责备，也是对严嵩集团的深入责备。

蔡京上台以后，千方百计地排斥、冲击异己，欲置死地然后快，同时卖官鬻爵，网罗亲信翅膀以稳固其功责统治。

他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报酬元祐奸党，死者削官，生者贬窜；将向太后执政时的五百余臣僚降责；称变法派章惇等十余报酬“党人”予以贬逐；把政见不合

者张商英等人落职出朝。

严嵩完全步了蔡京的后尘。沈炼曾上疏历指严氏十大罪行遭贬谪，后严氏又诬指沈氏谋叛而惨遭其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再劾严氏十大罪行，严氏又阴谋加

害；严氏还借边防大事做为谗谄手段，陷内阁首辅夏言、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遭斩; 王世贞父王忬的被杀，也为严氏谗谄所致。

《明史 · 纪事本末》

蔡京与严嵩都擅长网罗亲信翅膀，以致党徒鹰犬充满全国。蔡京为“六贼”之首，六贼中的童贯、墨勔、王黼等均为其亲信翅膀。

蔡京的姻亲胡师文，因助蔡搜括民财有功，而被升引进朝为户部侍郎。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絛都官至大学士。严嵩搜罗的鹰犬则更盛于蔡京。

对此，《金瓶梅》都做了深入的揭露。特殊值得重视的是，《金瓶梅》写蔡京网罗亲信的重要手段是广纳“干儿高足”。第三十六回，写西门庆结交蔡状

元：

看官传闻：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成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蔡京门下，

做了假子。升秘书省正字，给假省亲。

为蔡状元省亲道经清河事，蔡太师府管家翟谦致书西门庆，“看留之一饭”，并专门阐明蔡蕴“乃老爷之假子”。

可见太师“假子”那个地位多么重要，为谋得假子的地位，西门庆亦各式谋求，起首是以重礼行贿翟管家，以后又趁蔡京寿诞之机，进京拜寿，以二十杠金

银段匹的巨额行贿，投蔡京所好。

假子的地位便遂手而得。从此，西门庆成为蔡京心腹翅膀，不只可以横行乡里，连巡按之类的大官亦不在话下，最少能够和他们等量齐观。

对此，《金瓶梅》第二十七回、三十回、五十五回都做了详尽的描写和揭露。而书中特意点明“蔡太师高足”者，有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第十回）、东京开

封府府尹杨时（第十四回）等人。

可见蔡京之“干儿高足”确是很多。但是，查宋代史料，似乎蔡京以广纳“干儿高足”以成鹰犬之事其实不凸起。

那么《金瓶梅》为什么要如斯大张挞伐呢 ? 本来那恰好是严嵩网罗亲信的一个极重要又极凸起的手段。

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说严嵩“干儿高足，充满全国”。《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

初，（赵）文华为主事，有贪名，出为州判。以赂嵩，得复进为郎。不多，改通政，与嵩子世蕃比周，嵩目为义子。不贰年，擢工部侍郎。

《明史·奸臣传》写到严嵩的另一个假子鄢懋卿，“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昵，……至是懋卿尽握全国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

邑吏蒲伏爬行蒲状”，“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显贵，不成胜纪”。

那能够说《金瓶梅》明写蔡京实刺严嵩的又一证据。

《金瓶梅》中的蔡京倚仗势力，招财纳贿，豪夺民财，生活侈奢陈旧迂腐，与汗青上的严嵩也极为相像。 严嵩专政时，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无不以行贿处理

问题。

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嘉靖十五年，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时礼部选译字诸生，嵩至，即要货贿己。而苞苴过多，更高其价”。

十九年，巡按云南御史谢瑜上言：“选译字诸生，通贿无算；宗藩有所陈乞，每事征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动以千计；至于赍诏官役，往索重贿，旋索土

物。”

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表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受焉，嵩乃题覆从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

怀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亦受之，为覆允。”

犯官仇鸾，罢职闲居，“以重赂严世蕃”，得宣府、大同总兵之要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功，曰：“府、部之权，皆挠于嵩。而吏、兵二

部，尤大利所在。将官既纳贿于嵩，不能不抽剥乎军士；有司既纳贿于嵩，不能不滥取于苍生”。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金瓶梅》中屡次写到蔡京收受行贿的事。例如第二十五回，写到扬州盐商王四峰，“被抚慰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情面释

放”。

《金瓶梅》还两次写到蔡京寿诞，朝中官员及全国各地官府都要送上巨额寿礼，名曰“生辰杠”。

单西门庆一次送生辰杠就是二十杠金银。据田艺蘅《留青日札》载：“嵩贼生辰，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绮，以珍珠为缨络，以珊瑚为阑干，

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绚烂，眩目骇人，以供一时之玩，以悦奸臣之心。”

《金瓶梅》巧妙天时用了蔡京与严嵩收受生辰杠（汗青上蔡京收受的称“生辰纲”，《金瓶梅》中称“生辰杠”）那一敲诈勒索的统一手法，加以尽情揭

露，可谓一箭而双雕矣。

因为鼎力大举搜索纳贿，严嵩家财产比皇家。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

据《明史》传记一九六所载，严氏“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此中，日拥来宾纵倡乐”。

《金瓶梅》第五十五回写蔡太师府，乃是：“堂开绿野，似乎云霄；阁起凌烟，依稀星斗”，“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仿佛是一座“宝殿仙宫”，

巍峨壮丽不减朝堂。

因为西门庆只在大堂上参见太师，故未写及太师府的花园。但书中却着意描写了西门庆花了半年多时间，精心建造的一座大花园。

第十九回写花园落成，“里面花木庭台一看无际”，“四时赏玩，各有往处”，楼台亭阁，奇花异树，包罗万象，还特殊提到“曲水方池”，“游鱼藻内惊

人”，可见园中还有一片池塘。 那与严府的花园多么相像。

查宋代野史，蔡京府第中似无人工池塘的记载。 而明史中却有严府“堰水为塘数十亩”的记载。

《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氏花园当是严氏花园的艺术再现。

《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写到蔡京事败，“家产抄没进官”。汗青上的蔡京于靖康元年，以“烧香”为名逃出东京，在亳州被贬官放逐，并在放逐途中死于潭

州，野史上并没有籍没家产的记载。但严嵩事败却是抄了家的。

明史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严嵩削籍，没其家”（《明史纪事本末》），“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瑰宝服玩所曲又数百万”

（《明史》传记第一九六）。

据陈诏先生考证，《天水冰山录》中记有严嵩的抄家物资清单，此中有：“水晶嵌宝厢银美人一座，重二百五十六两”，“金福字壶一把”，“玉桃杯七

个”，“狮子阔白玉带一条”，“镀金厢檩香带三条”，“镀金厢速香带五条”等。

而《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送给蔡京的寿礼中有“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

第五十五回所写的寿礼中又有“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等。可见书中所写的贺太师寿礼，与严嵩抄家物资的名目，诸多相类。

别的，《金瓶梅》中还写到，李瓶儿有一张“螺甸厂厅床”，潘金莲喊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也买了张“螺甸有栏杆的床，两边槅扉都是螺甸攒造”（二十

九回）。

而严嵩的抄家物资中也有“螺甸大理石床一张”，“堆漆螺甸描金床一张”的记载。

那些不也是《金瓶梅》明讥蔡京实刺严嵩的重要证据?

根据以上的初步考证，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宋起凤所说的“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那是有根据的。

当然，我也其实不认为，《金瓶梅》中的蔡京就是汗青上的严嵩，因为《金瓶梅》是小说，而不是史乘。

我们当然不该该如汗青上的索隐派那样，往考证书中的什么“微言大义”。但是为了弄清晰那部小说的时代布景，我们就必需从书中找出当时代的陈迹。

《金瓶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朝严嵩专政期间的社会汗青情况，那就是《金瓶梅》的时代布景。那是“嘉靖说”所以能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据。

当然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不附和那个看点的。但是客看事实是不克不及回避的。

《金瓶梅》所展开的西门庆的故事的政治布景，是朝廷中的一个奸相的专政，而万历中期恰好就没有呈现如许一种政治布景，我认为那是持“万历说”者所

无法处理的难题，也是其说之所以不克不及成立的底子原因。

当然，单凭那一条（虽然它是最底子的一条），来证明“嘉靖说”的准确，仍是不敷的。

《周钧韬》

文章做者单元：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做者受权刊发，原文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书。转发请说明出处。